以下文章来自《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作者彭丹妮
硅谷做对了什么
国内科技公司洛微科技的创始人冯宁宁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后，曾经在洛杉矶创业。在MIT读书时，他的导师自己喜欢做基础研究，但是鼓励学生创业，且会给学生提供帮助。同门的很多同学都在创业。
一位MIT的毕业生回忆，在他的宿舍里，有焊接设备、木材切割设备、电子仪器等各式各样的奇怪设备。在虚拟化技术普及之前，他的宿舍里面放了15台VR机器，他对门宿舍的哥们自己做了一个激光切割设备，另外一个舍友则在忙着鼓捣一个山寨的RF芯片识别设备……在不危及安全的情况下，学校默许学生们把校园变成了一个高科技的恶作剧试验场。
“MIT就是带着技术转移的DNA而创建的。”前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经常说。在加入MIT之前，她在耶鲁大学工作了将近20年，与耶鲁不同的是，MIT许多教职员工会短暂离岗创业，然后再回到大学，直到他们弄清楚如何创办下一家公司。
创业本不是冯宁宁的职业规划，他原本打算在高校谋个教职。但从位于美国东部的MIT来到美国西部之后，他发现，这里的人们更加喜欢创业。在咖啡馆、在餐厅，人们似乎无时不在谈论创业。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他想起自己手中也有一些核心技术，便萌生出想试一试的念头。
从硅谷最高峰Mission Peak上观看硅谷日落。图/视觉中国
刻在基因里的创业文化
高校科学研究成果衍生的高新企业往往集聚在母校附近，逐渐促成了一个吸引风险资本家、企业家、管理者和其他支持机构的地理集群，成为区域创新体系基础性“磁铁”。而位于美国加州的硅谷，无疑是当中最值得一再被讲述和研究的那个典范。将硅谷从一片荒凉的农业区中拔地而起的，是斯坦福大学。
以MIT为榜样，斯坦福也非常重视基于学术知识创办企业。《21世纪的竞争：国家和地区创新举措的最佳实践》一书中写道，在斯坦福，几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要成为斯坦福大学的顶尖教授，必须创办过一家公司。如今已经全球知名的跨国大科技企业，包括惠普、雅虎、谷歌等，其发展史都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
查克·艾斯利是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副教授，也是该校“技术风险投资项目”的一员。他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写道，斯坦福-硅谷模式的特点是科学家、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VC）机构等参与者自下而上的驱动，这里的文化强调创造力和扁平的组织层级。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玛拉在《打造下一个“硅谷”的秘密》一文中写道，在硅谷，很多技术自由主义者认为，这里的成功归咎于创业热潮，政府放手是最好的支持，但是，这忽略了太多因素。
“二战”、美苏争霸等历史事件为当时落后的美国西部带来了大量研发投入和科学家，而斯坦福大学又在物理、工程和电气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迅速崛起的美国西部城市向人们提供了便宜的住房和易得的工作机会等多种条件，成就了硅谷。
斯坦福的管理者富有远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学校当时的教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博士导师是MIT教授万尼瓦尔·布什，后者提倡大学不要只做象牙塔，更要成为产品研究与开发中心，这影响了特曼的治校风格。早在1930年代，特曼就鼓励他的学生考虑电子设备的商业可能性，并从事具有理论和实践潜力的跨学科研究。
1951年，特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园——斯坦福科技园，吸引了许多高科技企业入驻，包括惠普、通用电气和洛克希德等。这片产学研结合的试验田，逐渐形成了硅谷电子业的雏形。
然而，有熟悉美国创投领域的专家指出，近二十年间，中国不少高校效仿斯坦福，推进产学研结合和科研成果转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影响力还远不及斯坦福大学。更糟糕的是，有些地方学得走了样，把高校科技园变成了房地产生意。
2021年11月，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开展的一项实验：军用运输机在空中对无人机进行回收。图/澎湃影像
光有自下而上的创业氛围是不够的。在1940年代，当MIT校长康普顿企图将学校的研究成果进行转化、推向现实世界时，发现难以找到资金。1946年，康普顿联合哈佛大学商学院多里奥特等人，推动发起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RD），成为全球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早期基金350万美元。
1957年，ARD对数字设备公司（DEC）进行了投资。当年7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到1971年已增值为3.55亿美元，增加了5000多倍。一下子名声大噪，也开创了新的金融模式。因此，历史悠久的美国风险投资行业，更愿意为早期科技项目承担风险，而且在投资前沿技术上更有耐心。
这与中国在互联网投资热潮中成长起来的比较野蛮的风投“打法”不同——VC的投资逻辑更多是烧钱、抢占流量和市场，快速带来回报。不过，除了社会资本，美国政府资金在孵化早期的、充满未知的创新技术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急于回报的长期投资
刘少山是美国硅谷地区一家AI科技公司PerceptIn的创始人，因对美国创新机制感兴趣，还专门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过公共管理硕士。刘少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更多是风险投资追逐市场热点，进而找到赛道和科学家。但美国的情况并不大一样。美国是通过资金引导，来强有力地进行产业布局。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DARPA）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的机制。
DARPA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7年美国人造卫星发射项目。他介绍，DARPA在技术规划上非常前瞻，反映出该机构对当前最新科学技术的理解，并完成针对具体领域的技术突破。如今，互联网、自动语音识别、全球定位系统（GPS）、自动驾驶、光电一体化集成等重大技术突破和布局，都有DARPA的影子。
DARPA并不运营自己的实验室，而是资助在各自机构工作的研究人员（通常需要多个团队合作），且每年检查项目进展程度，这有效地推动了产学研的融合。冯宁宁在美国刚刚参加工作的那家公司，就是在完成DARPA的一个二期项目。这个项目的第一期是由MIT主要负责、这家公司参与；第二期是这家公司领导、MIT参与，因此，在MIT期间就参与这个项目的冯宁宁，在毕业后就顺理成章地加入这家公司了。
2014年2月，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参与制作的一套装置中，人们可以无视地心引力，如同飞檐走壁般地实现直立圆形绕圈跑。图/IC
冯宁宁说，DARPA项目是前瞻性研究的商业化，某个项目任务公布、开放申请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觉得“太扯了”，技术指标高到无法实现，但是，一旦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60％~80％，基本上一项技术就有了商业化的基础。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申请者比拼的是能力，只要某个团队觉得自己敢挑战，不区分规模大小和背景，就可以申请。他当时所在的团队只有40多个人，就拿到一个五千万美元规模的项目。一旦申请成功，DARPA会派人进行考核，第一年结束时，如果做得好，就能拿到资金，两三年差不多能做出来。
DARPA其实就扮演了一个风险投资（VC）的角色。但与DARPA相比，VC的投资是相对短视的，因为后者的投资和孵化期限通常在10年内。刘少山说，每当DARPA发起一项突破性技术，该技术会转让给军方以完成数十年的孵化期。在该技术成为GDP的主要贡献者之前，将需要再花上10~20年的时间完成商业化。
玛格丽特·玛拉指出，要打造下一个硅谷，需要公共支出和市场资本共同合作，这些资金要能够激励和维持基础研究，而不指望立即将其商业化。此外，要慷慨地资助高等教育，使研究者能够尝试冒险的、甚至是打破常规的科研项目而无经济的后顾之忧。
新冠疫情中大放异彩的mRNA疫苗，便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资的胜利。上个世纪70年代，一位匈牙利科学家率先开展了针对mRNA的早期研究，从那时起，截至2020年12月14日美国首次批准使用mRNA疫苗，已经过去了40多年。此前，这一被认为很难的技术一直在少数实验室里低调地研究和改进，直到2010年左右，Moderna得到生命科学领域非常著名的风投机构Flagship Pioneering的投资并持续孵化至今。
凭借Moderna的成功，Flagship Pioneering创始人、Moderna董事长努巴尔·阿费扬在2021年登上了福布斯美国富豪榜。阿费扬是MIT生物工程专业博士，他喜欢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领域不断地假设一些疯狂的、甚至不合理的科学想法，并从实验室的一个想法开始孵化一家公司。他在去年末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我们的每一家公司都是为了取得像Moderna那样的成就而诞生的。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耕耘的领域里真正改变世界呢？”
高校也应该有“投资经理”
在《MIT教职工和学生创业指南》中，开篇是MIT技术授权办公室主任的话：每个星期，我们都希望看到，带着发明、打算创业的教职工和学生推开我们办公室的门。不管你们是已经有多次创业经验的来访者抑或是新手，我们都在这里等着提供帮助，让创业发生。
2020年，中国国家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处长沈文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2015年中国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之前，科技部和教育部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开展了多年调研，发现中国高校缺少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转移支撑机制和服务能力。
沈文京提到，国外一些知名大学，专门有一批人士为学校的成果转化提供专业服务。斯坦福大学能够成为美国硅谷地区最有能力的创新源头，与这所学校技术转移机构的工作密切相关。
2021年6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庞帕诺海滩的一处社区，与斯坦福大学的虚拟人类互动实验室合作进行一项研究，以了解老年人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反应以及虚拟现实技术是否可以改善他们的幸福感。图/视觉中国
刘少山也指出，美国高校的成果转化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有一套完整的孵化体系。在高校层面，技术转化办公室本身就能够给学校项目投资少量起步资金，再加上这些学校与顶尖的、垂直领域的风险投资人有长期良好互动和合作，能够为校友项目对接到社会资本。
1970年，斯坦福大学首创在学校内部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但它涵盖的工作，要远超出专利申请、保护、发明以及许可这些工作。斯坦福大学“技术风险投资项目”成员查克·艾斯利介绍，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机构的努力为斯坦福大学创造了8000多项发明、3000多项许可和超过13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成果又反哺学校的研究和教育使命。
而在国内，直到今天，与逐渐升温的科学家创业热潮不相匹配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远未成熟。
在去年发表的一篇的论文中，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李秀坤等人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涉及技术开发、法律财务、企业管理、商业谈判等众多专业领域的知识资本化过程，但中国专业技术转移机构的能力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
就以法律事务为例，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就有深刻体会。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后的时候，就发现学院有专利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人员了解学科、经验丰富，能够评估一项专利是否值得申请。如果值得，也会由他们“操刀”完成撰写，科学家只需要提供数据而已，专利申请的费用也无需科学家支付。
哈佛的专利办公室还会负责帮忙联系产业界，比如生物科技公司，并做好价值评估，如果一项专利成功地被转化，所得收益的1/3归学校，1/3归学院，1/3归研究者个人和团队。但是国内高校目前还做不到。张辰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科研人员往往需要自己从头到尾负责成果转化，很多人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家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根本不具备融资、公司运营等知识和能力。
而国内专门设置成果转化部门的高校比较少，一些高校依然把成果转化视作常规的科研管理，缺乏专业化、市场化、职业化意识。实际上，这样一群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相当于投资经理，很多有丰富的创业经验，既懂技术也懂金融、管理和法律等等。这样的人在投资机构能够拿到丰厚的薪水，而高校受限于编制、收入水平等原因，比较难吸引到很顶尖的专业人员。
2021年10月，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首批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试点启动的通知》，共有20所高校入选试点名单，希望通过试点总结出一些可资参考的经验。一些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担心，如果落实不了经费问题，机构能力建设、队伍建设、专利申请前评估等都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创业门槛如何降低
2018年回国创业后，如果说国内创业环境中有些什么需要改进的，冯宁宁感到，国内缺乏一些共享设施和能够为小微企业服务的产业链。作为初创企业，他的公司需要的一些上游服务，比如芯片代工、镀膜等工艺，如果找中芯国际这样的大公司，因为订单量太小，对方不会接这种小生意。
很多同行创业者问冯宁宁，代工在哪儿做的，他说，好在因为熟悉很多美国这类小微企业，所以知道门路，有些代工服务是寄去美国完成的。而且，美国一些大学里面，都有很多这种半导体的共享设施对社会开放使用，只要花钱就可以。“（作为初创企业）我们需要的不是多高大上的设施，反而是很低门槛的资金、设备，先把初始产品做出来”。
做出一个“初始产品”，行话也被称为对研究的“概念验证”。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玲娟等人在2020年发表的《美国技术转移政策的要点及借鉴》一文中提及，概念验证研究通常会带来高昂的成本和风险。政府支持概念验证，特别是为企业提供鼓励从事长期或高风险研究的政策，有助于支持从研究到创新的实现。
2013年4月22日是地球日，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参加美国能源部组织的“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图/中新
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支持资金，比如，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冯宁宁说，人们只要写申请书就能拿到SBIR一期的10万美元资助，如果还能够继续往下走，就能申请第二期50万美元，要求是做出个样品。美国甚至有一些小公司专门靠写SBIR的申请存活下去，可能一个公司每年都有十几个项目在同时运行。
这种资金和设施获取的可及性，冯宁宁认为，是在美国，尤其是思想活跃的硅谷和洛杉矶地区，咖啡馆里人人皆谈论创业的重要原因。个人创业如果没有办法突破最早的实践想法、做出个样品的初始阶段，可能根本没有创业的机会，毕竟，等VC介入投资时，基本上创业还是有一定起步了。
与韩国那种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三星公司不同，冯宁宁说，像美国这样，提供各式各样低门槛的创业资助和共享设施，是在铺就一个更坚实的金字塔基底，让大量的人参与进来。而如果把资源过分集中在少部分科学家或企业身上，就像是依赖于几根柱子，哪怕这些柱子是金子铸造的，这个基础也不够牢固。
一个大众创业的氛围，对于国家保持经济的活力很重要。刘少山说，回望美国的科技商业史会发现，1950~1960年代这波大公司以芯片巨头居多，包括曾经一度雄霸美国科技界的英特尔。但是，英特尔没有在软件领域成功，接替它的是软件巨头微软；此后，是谷歌而非微软做成了互联网，但是社交软件时代的“霸主”却非谷歌，而是Facebook……它们起初都是一个个初创公司，却一浪又一浪地推动着新的技术和模式。期待少数巨头包揽所有的创新，是经济缺乏活力的表现。
国内“硬科技投资”领域的大型机构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在2021年底时撰文写道，创新分为两种：延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对于延续性创新来说，举国体制更有优势，像两弹一星，国外已经做出来了，在这种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举国体制会发挥其特有的优势。
但在没有明确方向的前沿创新情境中，米磊认为，充分调动民间创新的积极性将更有优势。鼓励人们大胆地去探索，给他们提供支持，培育大胆创新的氛围，是激发社会前沿技术突破的有效方式。
美国可能有无数个“马斯克”，只不过伊隆·马斯克选对了方向、抓到了机会。其实冰山之下，美国还有大量创业者在探索。米磊也提到，美国的风险投资很活跃，在这种活跃的风险投资环境中，假设有一万名创业者得到了资助，最后可能就会有一个乔布斯或者马斯克涌现出来。
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玛拉认为，可持续的技术驱动型经济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栋栋华丽的新公司大楼，或者吸引其他区域和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而是应该为新进入者——人、想法、公司——创造空间，并创造更多机会与繁荣。
值班编辑：王琳
